剧情简介
本片改编自卡米洛·博依托的同名小说。原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以日记的形式抒发了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忏悔之情。这原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爱情故事，但维斯康蒂以细腻的手法，把它置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社会背景中，并丰富和发展了故事内容，使它升华为一部有戏剧冲突、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特征和社会风貌的壮观影片。影片以凤凰剧院演出威尔第的歌剧《行吟诗人》为开端，以法朗兹被处决的一个长镜头结束。维斯康蒂选择四幕歌剧《行吟诗人》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该歌剧也是一个悲剧故事。剧情是以西班牙的比斯卡为背景，把15世纪初期封建领主残酷迫害吉卜赛人的复仇故事同公主手下的美丽女官和青年游吟诗人曼里科的恋爱故事交织在一起的一出悲剧。影片也是“四幕”，即四个段落：剧院的演出，莉维娅同法朗兹的幽会；法朗兹到阿尔德诺求见莉维娅；法朗兹被处决。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同剧中人物曼里科一样，最后都被处死。但这里的个人命运已具有象征意义：一个腐朽没落社会的灭亡，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维斯康蒂用歌剧中人物的命运预示影片的结尾，更富于感染力。法国影评家巴赞在谈到《情感》时曾说过：“维斯康蒂是想把音乐剧（即歌剧）演绎成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如果他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现在是做到了。”
在《情感》一片中为维斯康蒂做助理导演的弗朗科·泽菲雷利回忆起1952年的一天，他同维斯康蒂一起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看《行吟诗人》时说：“演到第四幕时，莱奥诺拉上场。那是夜深人静的时刻，她站在关押她的情人曼里科的监狱前，演唱起那段感人肺腑的咏叹调。那情景令维斯康蒂激动不已。他低声对我说：‘这回我知道了，我的影片该怎么拍。’”
可见，维斯康蒂在拍了《大地在波动》、《小美女》等优秀新现实主义影片后，便开始酝酿摄制另一种风格样式的影片，是那种既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电影。他的想法与制片商的意图不谋而合。就在1952年，卢克斯影片公司的经理乔瓦内利要他摄制一部“高艺术水平的、有观赏性的影片”，说白了，就是艺术性同商业性相结合的影片。精明的制片商已注意到，在新现实主义电影高潮过后，人们已在渴望新的东西了。
像以往一样，维斯康蒂在开拍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从选景到服装，从对白到摄影。有意思的是，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对白用的是英语。因为维斯康蒂最初想启用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和英格丽·褒曼出演男女主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加演出，便由格兰奇和瓦利代替。但他们仍得使用英语对白。由于意大利制片部门翻译的英语对白不理想，维斯康蒂便邀请当时在罗马的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和作家保罗·鲍尔斯对译文进行修改和润色。对白经过润色后跟原文大不一样了，尤其是莉维娅同法朗兹夜间漫步和他俩幽会的对白几乎成了他们的“再创作”。他们那富有诗意的对白为影片增加了浪漫的色彩，同时也传达出两位主人公最初相遇时骚动不安的心理和情绪微妙的变化。威廉斯是维斯康蒂喜爱的作家，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情趣。因此，他很喜欢他们创作的对白。维斯康蒂善于指导演员，让他们极为自然地说出那种既带有颓废派色彩又带有文学性的对白。这是维斯康蒂的艺术风格。
影片的摄制是从战争场面开始的。导演所选择的外景地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同展开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以奥军胜利而告终的库斯多扎之战，他不得不慎之又慎。因为在拍摄前，他受到了来自政界和军方的压力。他们要求他，影片在表现这场意大利失利的战役时，要同官方观点、社会舆论以及教科书中的提法保持一致。维斯康蒂拍摄了很多战争场面，但在最后剪辑时，为了突出故事主线，也为了影片能顺利通过，他删掉了很多战争的镜头。在拍摄男女主人公的戏时，导演对摄影的要求也很严格。比如，在拍摄两人在房间幽会的那场戏里，导演要求摄影师在屋内营造出具有光影效果的氛围，让色彩介于现实和幻想、自然环境和带有虚构的境界之中。为此，摄影师将房间的布光搞成橘黄色，达到柔和温馨的效果，这与人物的内心活动十分协调。
如果说，影片以《行吟诗人》的第一幕作为开端，表达了作者对他所喜爱的音乐家的敬意，那么，在凤凰剧院以后的剧情里，维斯康蒂则用了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的音乐，用得最多的是他的E大调第七交响乐。这首交响曲有着强烈的旋律美，光彩夺目的对位，气势宏伟的配器，似乎同影片的格调相对立。但维斯康蒂自有他的想法：用同时代音乐家的音乐表现同时代的故事，也许更符合时代气息。但更主要的是，维斯康蒂认为，布鲁克纳的音乐在辉煌中已预示着奥地利神话的没落。这里便有了一层寓意：意大利虽然在库斯多扎战败，但加里波的将军已北上，奥地利统治意大利的时期即将结束了。
从任何意义上讲，这部影片都堪称为上乘之作，是维斯康蒂导演生涯中的一部具有转折性的作品。该片参加了当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但却未能获奖（金狮奖授予了卡斯戴拉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在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评委会似乎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政府成员拒绝出席影片的首映式。在米兰，保守正统的影评界人士指责他的影片破坏了意大利音乐剧的形象，指责他把音乐完全服从于他影片的戏剧演出效果。
他的影片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论战呢？这场论战不仅涉及如何评价《情感》这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价维斯康蒂在意大利电影界的地位问题。实际上，这还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维护者和反对者之争。确实，当时新现实主义电影也出现过危机，有人则认为它已“过时”。不管是时尚喜剧电影（当时被称为“玫瑰色新现实主义”）还是内心新现实主义电影（如费里尼的《道路》），不管是学院派的形式主义电影（如卡斯戴拉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通俗喜剧电影（如托托的影片），都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完全认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电影工作者在探索新的道路。可以说，《情感》是这种新探索的一种成功样式。这是一部独具魅力、风格成熟的影片，在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电影史上是无法归类的。维斯康蒂智慧地以表现个人的悲剧故事来隐喻一个腐朽没落社会和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同时又让人隐约看到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即将到来的曙光。而在表现手法上，他突破了十多年以来的创作框框，探索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总之，维斯康蒂的《情感》以一种崭新的戏剧力量去展示意大利的社会，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近似小说的叙事风格开拓了新的艺术创作道路。这种风格在他以后的影片《白夜》、《罗科和他的兄弟们》、《威尼斯之死》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维斯康蒂式小说派电影”风格。
战国妖姬影评
本片改编自卡米洛·博依托的同名小说。原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以日记的形式抒发了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忏悔之情。这原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爱情故事，但维斯康蒂以细腻的手法，把它置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社会背景中，并丰富和发展了故事内容，使它升华为一部有戏剧冲突、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特征和社会风貌的壮观影片。影片以凤凰剧院演出威尔第的歌剧《行吟诗人》为开端，以法朗兹被处决的一个长镜头结束。维斯康蒂选择四幕歌剧《行吟诗人》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该歌剧也是一个悲剧故事。剧情是以西班牙的比斯卡为背景，把15世纪初期封建领主残酷迫害吉卜赛人的复仇故事同公主手下的美丽女官和青年游吟诗人曼里科的恋爱故事交织在一起的一出悲剧。影片也是“四幕”，即四个段落：剧院的演出，莉维娅同法朗兹的幽会；法朗兹到阿尔德诺求见莉维娅；法朗兹被处决。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同剧中人物曼里科一样，最后都被处死。但这里的个人命运已具有象征意义：一个腐朽没落社会的灭亡，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维斯康蒂用歌剧中人物的命运预示影片的结尾，更富于感染力。法国影评家巴赞在谈到《情感》时曾说过：“维斯康蒂是想把音乐剧（即歌剧）演绎成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如果他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现在是做到了。”
在《情感》一片中为维斯康蒂做助理导演的弗朗科·泽菲雷利回忆起1952年的一天，他同维斯康蒂一起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看《行吟诗人》时说：“演到第四幕时，莱奥诺拉上场。那是夜深人静的时刻，她站在关押她的情人曼里科的监狱前，演唱起那段感人肺腑的咏叹调。那情景令维斯康蒂激动不已。他低声对我说：‘这回我知道了，我的影片该怎么拍。’”
可见，维斯康蒂在拍了《大地在波动》、《小美女》等优秀新现实主义影片后，便开始酝酿摄制另一种风格样式的影片，是那种既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电影。他的想法与制片商的意图不谋而合。就在1952年，卢克斯影片公司的经理乔瓦内利要他摄制一部“高艺术水平的、有观赏性的影片”，说白了，就是艺术性同商业性相结合的影片。精明的制片商已注意到，在新现实主义电影高潮过后，人们已在渴望新的东西了。
像以往一样，维斯康蒂在开拍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从选景到服装，从对白到摄影。有意思的是，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对白用的是英语。因为维斯康蒂最初想启用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和英格丽·褒曼出演男女主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加演出，便由格兰奇和瓦利代替。但他们仍得使用英语对白。由于意大利制片部门翻译的英语对白不理想，维斯康蒂便邀请当时在罗马的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和作家保罗·鲍尔斯对译文进行修改和润色。对白经过润色后跟原文大不一样了，尤其是莉维娅同法朗兹夜间漫步和他俩幽会的对白几乎成了他们的“再创作”。他们那富有诗意的对白为影片增加了浪漫的色彩，同时也传达出两位主人公最初相遇时骚动不安的心理和情绪微妙的变化。威廉斯是维斯康蒂喜爱的作家，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情趣。因此，他很喜欢他们创作的对白。维斯康蒂善于指导演员，让他们极为自然地说出那种既带有颓废派色彩又带有文学性的对白。这是维斯康蒂的艺术风格。
影片的摄制是从战争场面开始的。导演所选择的外景地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同展开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以奥军胜利而告终的库斯多扎之战，他不得不慎之又慎。因为在拍摄前，他受到了来自政界和军方的压力。他们要求他，影片在表现这场意大利失利的战役时，要同官方观点、社会舆论以及教科书中的提法保持一致。维斯康蒂拍摄了很多战争场面，但在最后剪辑时，为了突出故事主线，也为了影片能顺利通过，他删掉了很多战争的镜头。在拍摄男女主人公的戏时，导演对摄影的要求也很严格。比如，在拍摄两人在房间幽会的那场戏里，导演要求摄影师在屋内营造出具有光影效果的氛围，让色彩介于现实和幻想、自然环境和带有虚构的境界之中。为此，摄影师将房间的布光搞成橘黄色，达到柔和温馨的效果，这与人物的内心活动十分协调。
如果说，影片以《行吟诗人》的第一幕作为开端，表达了作者对他所喜爱的音乐家的敬意，那么，在凤凰剧院以后的剧情里，维斯康蒂则用了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的音乐，用得最多的是他的E大调第七交响乐。这首交响曲有着强烈的旋律美，光彩夺目的对位，气势宏伟的配器，似乎同影片的格调相对立。但维斯康蒂自有他的想法：用同时代音乐家的音乐表现同时代的故事，也许更符合时代气息。但更主要的是，维斯康蒂认为，布鲁克纳的音乐在辉煌中已预示着奥地利神话的没落。这里便有了一层寓意：意大利虽然在库斯多扎战败，但加里波的将军已北上，奥地利统治意大利的时期即将结束了。
从任何意义上讲，这部影片都堪称为上乘之作，是维斯康蒂导演生涯中的一部具有转折性的作品。该片参加了当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但却未能获奖（金狮奖授予了卡斯戴拉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在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评委会似乎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政府成员拒绝出席影片的首映式。在米兰，保守正统的影评界人士指责他的影片破坏了意大利音乐剧的形象，指责他把音乐完全服从于他影片的戏剧演出效果。
他的影片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论战呢？这场论战不仅涉及如何评价《情感》这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价维斯康蒂在意大利电影界的地位问题。实际上，这还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维护者和反对者之争。确实，当时新现实主义电影也出现过危机，有人则认为它已“过时”。不管是时尚喜剧电影（当时被称为“玫瑰色新现实主义”）还是内心新现实主义电影（如费里尼的《道路》），不管是学院派的形式主义电影（如卡斯戴拉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通俗喜剧电影（如托托的影片），都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完全认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电影工作者在探索新的道路。可以说，《情感》是这种新探索的一种成功样式。这是一部独具魅力、风格成熟的影片，在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电影史上是无法归类的。维斯康蒂智慧地以表现个人的悲剧故事来隐喻一个腐朽没落社会和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同时又让人隐约看到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即将到来的曙光。而在表现手法上，他突破了十多年以来的创作框框，探索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总之，维斯康蒂的《情感》以一种崭新的戏剧力量去展示意大利的社会，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近似小说的叙事风格开拓了新的艺术创作道路。这种风格在他以后的影片《白夜》、《罗科和他的兄弟们》、《威尼斯之死》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维斯康蒂式小说派电影”风格。